为促进学术交流，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经主管部门批准，2016 年 10 月 31-11 月 1 日，外交学院中心与德国国防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韩国国防大学等在德国汉堡联合举办了“合作安全结构：东亚发展前景”国际研讨会。外交学院分中心郑启荣、高飞、苏浩、樊莹和熊炜，以及来自武汉大学的国际法专家孔令杰教授等中国学者参会并在会上发言。此外，本次出席本次会议还有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基尔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汉堡和平与安全政策研究所、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军事科学院战略与安全政策研究所，以及韩国国防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与会学者紧紧围绕东亚安全体系的认知、德国与欧洲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经验对东亚的启示、东北亚多边安全结构、国际公法与南海争端解决、军备控制与东亚军备竞赛等五个议题和一个圆桌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
外交学院分中心主任郑启荣教授在发言中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外界对中国崛起及海上正当维权行动的错误认知，严重破坏了地区国家间互信，影响了地区合作的氛围，也给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带来了新挑战；东亚各方应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恢复和平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各方都要理性务实看待当前东亚安全困境的影响和作用，不应让局部性的矛盾威胁到东亚各国整体关系的大局，特别要避免对彼此战略意图与能力的误判。
苏浩教授介绍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安全”概念，以及中国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他认为，目前亚太安全结构是一个“哑铃型的安全结构”，这是一个存在潜在矛盾和冲突的不稳定的安全结构。在这一安全结构中，美国通过“战略轴心”转向亚洲，通过战略再平衡行为，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建构以美国为优势的系统的西太平洋军事体系和联盟体系。其行为主要就是针对中国，建构一个有美国支撑的海洋东亚联合体系，对抗中国所在的大陆东亚，从而最终撕裂东亚共同体的建构,由此而导致东亚安全局势的紧张和不稳定。
高飞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今时代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不断提升，尽管这不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随之消失，但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与过去已经根本不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国际关系要实现共同演进（co-evolution）；中国需要不断调试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同时，西方世界也要不断改进自己曾经主导的国际机制以更好地容纳中国。
樊莹教授强调，中国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和抓手，借助于此，中国努力分享自己的发展成就，从而赢得了贸易伙伴的信任，也大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东亚地区的软实力。与此同时，由于合作机制缺失、中日间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强势回归亚太等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仍面临诸多挑战。
熊炜教授以中德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为主题做了发言。他指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受到中德两国政府的重视；在2014年10 月发表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双方提出一系列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措施。中方还希望与德国和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安全和反恐领域合作。值得期待的是，在全球性问题影响日益增大，以及中德、中欧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德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一定大有可为。
孔令杰教授就国际仲裁法庭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 条第3款过度解释南海问题发表了看法。孔教授认为，仲裁庭虽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运用上有自由裁量权，但并没有过度解释和延伸的权利，海洋法公约和海洋法的解释和运用应当以国家间统一和协商一致的行动为基础，单方面过度解释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行为是不会被中国接受的，也不会被其他相关国家所遵循。
在外方发言中，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的Sebastian Harnisch 教授认为，日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维持着一个追求多边合作安全的“平民国家”角色，这一角色对维持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不断增强国防体系、增加军费、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加强美日同盟等种种行为已经充分表明日本已不安于现状，而日本由“平民国家”向“传统地区强国”的角色转变可能会打破东北亚力量的平衡。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Nele Noesselt 教授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贸易合作，它为未来区域和全球秩序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虽然中国领导人不遗余力地说服别的国家中国不追求扩张政策、不追求区域霸权，但很多周边国家仍然会将中国新的积极姿态视为对战后已存在的区域和全球秩序的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东亚新旧安全问题交织以及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在国家核心利益上的反应，让中国第五代外交策略被贴上了“新盛气凌人”的标签。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并且不寻求霸权和领导地位。
德国基尔大学国际法研究所Andreas von Arnauld 教授认为，南海问题上存在两大争议，一是领土主权争端，二是海洋权利争端。在领土主权争端上，南海岛礁之争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国际法只能用于支持申诉，而不能用于提供一个合作的机制。在海洋权利争段上，存在两个争议，一是一个国家是否能依据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外的东西（比如历史权利）来申诉海洋权利；二是南海很多岛礁的地位都有待商榷。南海争端是一个需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的典型问题，在领土主权争端方面，国际法可能会为不同国家提供不同的法理依据，但如果将国际法用在各国之间资源管理合作上将会更可取。
汉堡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的Christan Alwardt 博士和Götz Neuneck 教授认为,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亚洲保持着诸多不同的联盟，领土争端、经济利益矛盾、外部力量干涉、军事实力的存在很容易造成国家间的误解，突发的对抗和暴力行动威胁着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在东亚，就存在着南海与东海领土岛屿冲突、朝鲜核问题、韩朝之间的矛盾、美国对台湾和韩国提供安全保障、中日传统的竞争等一系列的问题。尽管军备控制有助于加强国家间信任和稳定，但在亚洲并没有建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机制来应对中美间可能突发的军事冲突，军事投入特别是海洋实力不断增加、核威慑、新武器技术、空间防御、朝鲜核试验等都意味着军备竞赛危险正在逼近。
韩国国防大学前副校长韩庸燮教授在会议上总结了东北亚多边安全结构，认为在东北亚存在着安全相互关系与经济相互关系发展范围、速度不相匹配的悖论，最突出的问题是,过去五十年里韩国与日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不断加强但政治互信却朝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中国与日本的政治互信问题也比它们之间双边经济一体化更严重，中国与其邻国在亚洲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不平衡。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发展顺利的同时，多边安全合作却陷入僵局，安全挑战、国际竞争和冲突不断升级。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建立起一个在多边论坛基础上的策略共同体以解决经济繁荣与政治紧张之间不平衡，而不是相互指责缺乏政治互信。东北亚国家间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多边合作机制来共同解决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
在讨论中，中国学者针对外方学者对中国外交的一些片面认识进行了澄清，批驳了一些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无端猜测，并一再表明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稳定与和平，积极维护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并积极提出新的战略和思路。近年来东海、南海的岛礁纷争，中国均非争端的始作俑者，而是被迫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2014 年5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系统阐述的“亚洲新安全观”，为缓解当前东亚安全困境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路径。
本次会议议题既广泛又集中，研讨成果丰硕, 达到了预期成果。参会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增进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解，达成了某些共识，期待这种交流机制能得以延续。
（来源：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外交学院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