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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梦孜:变化的世界,不确定的时代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08日  点击率:4280

【摘要】随着国际秩序调整、分化的日趋深入,如何看待国际关系中的“变”与“不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样一个形势变动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既要看到可能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要看到一些曾长期影响世界走向的基本趋势并未根本改变。尽管目前系统描述未来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清晰轮廓尚有难度,但正如世界历史曾反复展现的那样,危机往往孕育着转机,世界和国际秩序或将在调整和动荡中掀开新的发展篇章。

【关键词】不确定性;乱中求治;新秩序


“不确定性”俨然成为时下人们谈论世界变化脱口而出的词语。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重大国际事件,多数人都难以预料。此外,世界地区热点经年不息,传统与非传统挑战依然严峻,全球治理日益延伸到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领域。在这样一个形势变动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时代,应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以及如何面对世界的变化、动荡、失序与重组?


世界的“变”与“不变”

毫无疑问,当前世界进入一个变化频繁、复杂分化甚至有些失序的时代,难以确定的变化与动荡成为常态,它由金融危机及效应延宕所催生,对其演变与结局的预判仍可能难有定数。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到一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经济失速、社会失范、制度失灵、内外失调等难题。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未来能否乱中求治、乱中求序?是否能在历经系统性转型后构建起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迄今仍无肯定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不太确定的时代,尽管既往的一些现象的发展可能出现阶段性回调,但变化可能并不意味着现存的一切都将被反转或颠覆。人类仍追求一个和平有序、繁荣稳定的世界,也就是说,谋稳定、谋发展、谋合作仍是确定的世界主流诉求,以既有的变化掩饰某种世界的确定性仍难免失之偏颇。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世界开启的变化之端与转型调整,是否真的已经打破长期影响、塑造世界发展方向的基本趋势了呢?答案显然要比简单地概括表象复杂得多。

首先,有着内倾性诉求(“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影响欧盟整体性建设的英国“脱欧”等事件,确实折射出美英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有所调整,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加深的基本态势并未也难以因此而彻底改变。一些国家和民粹主义政党确实对全球化有不满情绪,所针对的主要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而非全球化本身。技术进步、通信发达、交通便利、商品价格降低等因素仍在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尽管与危机前相比,全球贸易增长缓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据,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维持了2.7%、1.7%和1.8%的增速)。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全球货物贸易扩大的空间确实大大收窄了,但是,包括金融、通讯等在内的服务贸易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其进一步开放可能成为推动全球贸易的新动力。2017年2月,全球多边“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最终达成,成为多年来举步不前的世贸组织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一抹亮色。这一协议将简化各国边界与海关程序,便利各国商品在全球流动,将使全球贸易成本减少14%,至少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提高0.5%。从短期看,全球化可能有所放缓。但从中长期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各国仍会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加紧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只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既有多边安排不满,特朗普显然更重双边协调,并期待进一步获取对美国贸易有利的利益与规则。英国“脱欧”可能意味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回归”,但在政策层面仍强调可能使其更灵活地参与全球化,英国甚至对“脱欧”的解释是“为了更好地拥抱世界”。此外,美欧一些反全球化民粹势力的联动也会纠正全球化无限制拓展的偏颇,进而从其他角度强化各国间的联系。历史的发展往往呈螺旋式上升,当前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深度盘整,也许是未来合作与更高层次全球化的先导。

其次,大国战略竞争重新升温并未打破冷战后大国持续的互动方式,“你中有我”“斗而不破”仍会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表面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部分大国关系氛围似乎明显恶化。俄罗斯与美欧一度爆发冷战后最激烈的战略对峙,俄甚至被“开除”出八国集团。中美也围绕亚太秩序的重塑展开博弈。不少西方战略学者与政府官员认为大国战略竞争已重回“国际舞台中心”。在海洋问题上,大国海权博弈更趋升级,各方就海洋规则与海洋秩序的构建、海上通道维护、海洋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激烈竞逐。但与此同时,主要大国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中美关系上,尽管双方的分歧有所增多,但两国始终注意维护双边关系战略稳定。而俄美、俄欧关系虽时而剑拔弩张,但依然避免直接冲突和摩擦。美欧虽与俄罗斯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要真正实现维护欧洲安全稳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对中东乱局等战略目标,俄罗斯仍会是一个绕不开、躲不掉的重要伙伴。尽管俄罗斯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围堵甚至打压,不过,加速自身发展,逐步改善同美西的关系乃至大幅减轻其对俄制裁,仍是摆在俄罗斯面前的重要课题。显然,虽然大国竞合博弈激烈,但存在“山穷水复”之后迎来“柳暗花明”的基本诉求与愿望。

再次,世界多极化仍在曲折发展,“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基本趋势未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总量已超越发达国家。尽管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新兴大国遭遇“成长的烦恼”,群体性崛起势头有所放缓,个别金砖成员甚至有“失色”之虞,但总体上仍能利用自身禀赋和优势,保持住中高速增长态势。国际组织与机制普遍预测,在历经数年的调整与震荡后,2017年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6%,明显超过发达国家1.8%和全球3.4%左右的水平。从目前看,主要新兴大国的发展开始呈现缓中趋稳的积极迹象,包括俄罗斯、巴西等在内的不少新兴国家发展都在明显反弹。如俄巴两国经济降幅趋缓,2016年增速分别达到-0.8%和-3.3%,较2015年的-3.7%和-3.8%有所好转,2017年也有望继续转稳。整体看,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正使得传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发生深刻改变,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最后,非传统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整个世界难以独善其身,出现问题更不可能单独应对。“地球村”“环球同此凉热”正是其必然体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病爆发等问题频出,对现实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产生巨大影响,挑战着单一传统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威与能力,人类社会仍需要携手并肩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不确定性酝酿着变化与风险

机遇与挑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总是相伴相生。在这样一个变化已成常态的世界,既要看到一些影响世界未来基本走向的大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又要进一步探究那些可能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尽管不确定性和变化会带来风险,但毫无疑问,不确定性也将带来机遇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如果新兴大国能够妥善应对、善加引导,将有望推动建立起更为合理的新秩序。

首先,既然全球化仍在深入发展,那么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既有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架构到底会向何处去?未来的全球化到底是真正实现“同舟共济”,还是变得更加“同舟共挤”?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界限和地区边界、牵动整个人类安全与发展的新型重大议题。它们不仅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与基本形式,也在重新塑造着国际关系的新规则与新机制。与传统国际关系议题不同,这些新型全球性议题无论从存在空间还是影响后果上都具有全球维度,其解决也只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此情况下,这些新型议题的涌现势必会加大现有全球治理需求与治理能力间的巨大差距,成为当前国际秩序调整中面临的重大课题。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甚至明言,世界秩序已从早期对主权国家保护的世界秩序1.0转向了国家间具有相互义务的2.0时代。

然而,在实践上,作为现行国际秩序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却对国际秩序的调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等现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权威。而“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也越来越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在全球发展领域,美国至今拒绝全面履行其在联合国发展议程中做出的援助承诺,拒绝参加联合国海洋法等重大多边机制安排。在网络治理中搞所谓“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不愿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在安全领域,多次绕开联合国和安理会等全球多边机制我行我素。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对叙利亚、苏丹横加干涉;长期在反恐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坐大。对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指出,美国与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机制的关系已成为21世纪最难处理的“双边关系”。

第二,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催生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围绕权力再分配的博弈也将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形成甚至再生。尽管特朗普等美国政治家一再强调要使美国重新强大、乃至打造新的美国世纪,然而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态势愈加清晰,既有的主要是形成于二战后的权力架构显然已不能适应世界的现实变化。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曾被认为是三架马车的美欧日,已然让位于“基础四国”与美国、欧盟的三足鼎立。在全球与地区安全事务上,中俄等新兴大国所倡导的“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也显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强调的旧式的排他性“同盟安全”形成了一定的制衡关系。未来,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力量对比与既有权力架构间的错位将更加严重,并进一步加剧各大力量间的猜忌、戒备甚至摩擦。尽管“斗而不破”仍会是大国关系的主要基调,但各大力量间的竞合博弈势必会升级升温,由大国竞争与权力真空导致的世界政治“碎片化”风险也在加大。现存国际秩序将受到进一步考验,而新的国际秩序与机制的形成却远非一蹴而就,从混乱、失序的空窗期,到完善和再生的纠结、磨合乃至达成共识,也将是艰难曲折的。

其三,信息化全面推进了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也与各国已有的社会政治问题相互渗透,各种势力、意见纷涌,主流、精英与民粹主义力量对峙争斗,种种利益集团诉求越来越多而且更难以平衡,各国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牵制愈加突出,甚至面临新的治理困境。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如果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调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明显领先。然而在推特和脸书等新兴网络平台上,特朗普却占有优势,他不仅拥有众多网络粉丝,也时常通过这些平台发布自己的观点,甚至公开批评美国传统主流媒体有意倾向民主党、误导民意。这种传统媒体与新兴网络平台的对立,恰好同美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精英与普通大众的对立相互强化,最终深刻影响了美国大选的进程。从美国社会看,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已从1971年的61%降至目前的50%以下。而截至2016年底,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的消费额占全球总消费的59%,所拥有财富占全球财富的85%;底层50%人口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的7%,所拥有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1%。对此,《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解决。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宣扬要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美国社会政治的现实却在转向“1%有、1%治、1%享”。在这种背景下,精英同普通大众的对立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政治现象。而新兴网络技术与自媒体的发展恰好迎合了当前大众对传统精英、权威和媒体的反抗,使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难题更加凸显。

第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联动,地区与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增大。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势必导致传统地缘博弈的升温。金融危机以来,在内外各种矛盾的催化下,亚太、中东、东欧三大传统地缘热点不断升温,使整个欧亚大陆从东缘向西南形成全球最大的地缘风险带。各主要战略力量则围绕相关地缘热点的主导权折冲樽俎、拉锯对峙,也使国际及地区安全格局调整变得愈加曲折反复。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传统治理手段与机制日益捉襟见肘。在反恐领域,公然建国的“伊斯兰国”等新恐怖组织与“基地”交相为恶,竞相吸引全球极端分子参加。而海、空、天、网、极等“战略新边疆”的争端也愈演愈烈,成为国际博弈的新舞台。埃博拉、寨卡等病毒的大范围传播更是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近年来由严重疫病流行所造成的损失,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此外,像气候变化、能源与粮食短缺、难民问题等,一时还找不到彻底的解决方案。而美国、欧盟等在应对上述挑战方面的退却,势必加剧全球与地区安全、稳定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目前要系统描述未来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总体轮廓尚有难度,但随着世界大转型、大调整的深化,一些重要趋势或许将愈加清晰。

一是美国治内谋外出现阶段性调整,先内后外、重内轻外可能导致国际治理效率的缺失。面对内外挑战,奥巴马执政8年中力图通过结束两场战争、与大国合作解决问题,力避在中东与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陷入泥潭。同时,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重点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美国亚太盟友体系,既维持美国战略主导权,又避免过多损耗美国自身实力资源。展望特朗普执政前景,内政仍会是其关注的重中之重。如何落实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大规模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制定新的医改计划,以及加强移民管控等内容,仍将是美国政府的施政重点。在对外关系上,特朗普可能继续要求盟友伙伴承担“更多责任”,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继宣布退出TPP,美国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多边机制成果方面可能更加消极。随着美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全球治理中的供需矛盾势必会更为突出。

二是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改革将继续艰难推进,功能性领域将成为联合国未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金融危机以来,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机制调整日益成为关注焦点。但由于联合国等全球性多边机制本身就是既有国际秩序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其调整改革必将深刻触及主要大国间的权力再分配,导致相关改革步履维艰。如曾被视为联合国改革核心问题的安理会改革一波三折,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在一些功能性领域的作用却在加强。在发展领域,继首次制定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后,联合国又主导制定要求更高的2015后发展议程。在人权领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升格为人权理事会,并实施了对所有成员国的定期审查制度。在安全领域,尽管安理会改革陷入僵局,但联合国在国际维和等领域的作用却在加强。可以预见,随着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凸显,强化在具体功能领域的作用将成为联合国未来改革的重点。

三是全球社会政治转型加快,各国将加紧依据自身定位,探索更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不断磨合、交融发展中力图形成新的共识与主流。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胜选,以及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等事件,凸显出“后危机时代”世界社会政治生态正经历复杂嬗变。面对由金融危机触发的内外难题,各国尚未找到能彻底走出困境的路径,民众迷失感普遍加剧。民调显示,近6成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国内依然困难重重,尚未走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在这种大背景下,反建制、反精英、反权威的民粹主义乱象大行其道,各国社会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但与此同时,当前的各种社会政治乱象也凸显出冷战后曾占据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日渐式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虽极力掌控世界未来发展方向,却始终提不出能引领世界摆脱困境的方案。以中印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若能顺应时代潮流,提供引领世界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未来就有望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

四是全球化可能经历短暂的退潮,但其影响可能是阶段性的,经过深入盘整后有望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均是这种调整的表现。确实,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偏颇、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得失、国内问题与外部问题的交织联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政策与行动的不同步与低效等,使一些国家对全球化的利弊评估不一。但是,全球化是当代科技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各国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需要。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全球化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前美欧社会对全球化的反思,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冷战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正逐步转向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共同推动的新阶段。例如特朗普在宣布退出TPP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注意力转向由东盟积极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上。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曾长期由美国一家独大的全球贸易结构,逐步转向中美共同引领。而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达成,也成为中美引领全球应对挑战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随着新自由主义渐趋式微,加强对全球化的监管正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尽管全球经济治理依然任重道远,但随着G20等诸多新型平台的搭建与发展,深化全球治理已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五是中国嵌入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史无前例,其引领作用将更显突出。面对世界乱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处变不惊,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稳中有进,在改善全球治理、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运筹大国关系等方面,充分体现出大国的自信与责任担当。目前,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2017年至2021年将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梦想中第一个百年梦的关键阶段,根据十三五规划,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中国自身的变化将深刻塑造未来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演变。中国将逐步从现有国际机制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国际机制规则变革的重要引领者。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公报反映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中国理念,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清晰传递出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和坚决捍卫全球化的态度,均获得积极反响,这反映出世界对于中国成为全球化“引领者”的期望。

最后,变化的世界、不确定的时代也推动酝酿国际秩序治理理念的纷起与更新。在学术上,一些世界著名学者纷纷提出各种方案,如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提出的世界秩序“新概念”、约瑟·奈(Joseph Nye)提出的“更明智的领导权”论、罗宾·利比莱特(Robin Niblett)的“更新自由民主论”、迈克·马扎尔(Michael Mazarr)的“机制改革论”、麦艾文(Evan Feigenbaum)的“以更好方式拉住中国”论等不一而足。这可能是一种酝酿变化的先声诉求。当然,随着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渐渐远去,全球共治的世界秩序或早或晚终将到来。



原文刊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

作者:傅梦孜 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付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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