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上海论坛”2017年会期间，作为子论坛之一的“转型中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分歧管控与合作共赢”国际研讨会于5月28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近30位学者与会。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与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柬埔寨皇家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大学东盟研究中心、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缅甸仰光大学国际关系系、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亚洲中心、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和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东南亚研究所，共同创立了“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The Network of ASEAN-China Academic Institutes, NACAI）。此文为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精选。
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东盟陆地国家与中国
发言人：皮提·斯里桑南
Piti Srisangnam，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东盟国家位于南中国海与印度洋的连接处，而且外部有很多大国。这使整个东盟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东盟的陆地国家中，泰柬老缅越五国同时也是大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外部大国中，日本率先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项目，并建立了“湄公河—日本峰会”机制。2009年美国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议”。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次年提出澜湄合作方案，去年正式启动澜湄合作机制。印度也推出了面向东南亚与东亚的“东向政策”。
东盟陆地国家内部也有矛盾和冲突。湄公河流域沿岸国家就存在很多对抗，比如中缅老几国都建起大型的水利大坝，而泰国只能从缅甸或者老挝来购买电力。泰国东北部是干燥区域，政府希望引流湄公河到这里，但这个计划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外部大国的竞争和东盟内部的冲突影响着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使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泰国看到有很多的机遇，但同时也必须面对很多挑战。
可以看到，这些挑战或者信任危机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大国的影响。二是在某国的相关投资项目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例如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高，可以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但是其他国家可能担心泰国投资会影响到他们的中小型企业或零售行业。三是一些历史原因，包括冷战影响、南海问题等。比如：泰国的华裔可能在很早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他们只是看上去像中国人，但本质是泰国人而不是华人了。还有来自越南的后裔，虽然有时越南政府觉得他们可以作为越南的使者，但其实他们已经是土生土长的泰国人了。这就是所谓的身份缺失和身份错位，这也是导致彼此之间关系不确定性的因素之一。
对泰国来说，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从最下层开始的，扶贫和公平分配是最根本的目标，它们是泰国国内的事务。但是我们在投资和经贸方面的一些政策，会更多地考虑创造积极的外部效应。我们有非常好的中小企业基础以及较好的基础设施，也有经济特区，可以将泰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整合。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联盟，一国的做法肯定会影响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正面的外部效应。这就是创造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它的成功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我们的两个基本目标——减贫和公平的收入分配。
我们有来自中国的一些扶贫项目，我们也在关注这个地区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我们把它们做成一个闭环，事实上就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机制。泰国希望能有一个蓝图或者路线图，有助于东南亚以及泛亚太地区更好的合作。如果我们真正迎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这些挑战和困难最终都将不足一提。
原文刊载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