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世界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如何认识这个时期的特征，如何利用这个时期？ 在我看来，可以把大调整归结为三个P，第一个P是Post-cold war，即后冷战调整。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进入一个大调整时期，现在这个过程依然还在进行，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出现稳定框架，恐怕还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二个P是Post-hegemonic order，即后霸权调整。二战后美苏成为霸权，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目前，美国的霸权已经难以维持，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力不从心，进入后霸权调整期。霸权后秩序是什么结构，现在很难回答。尽管我们都希望是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但这个目标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三个P是Post-financial crisis，即后金融危机调整。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是大危机，导致大结构调整，结构性变化的进程长，现在还未结束。如果说前两个P大调整是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问题，后一个则是发展的问题。
在三个P的作用下，外部环境的整体趋势是向新关系、新秩序、新发展的方向调整和发展，而不是像向冷战结束后那样，向旧的方向回归。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进一步退两步的反复，但总的趋势还是向着新的方向去调整和发展。对于未来世界和地区新的转型和转变都可以放在这三个P的背景下来认识。要用新理念指导新关系、新秩序和新发展进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伙伴关系、新的秩序都是强调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合作和发展。和平是人类的共同期待，合作成为一种重要共识，而发展是世界最大的公约数。这个过程很长，也会很艰难，中国做新型大国，不争霸，也不完全接受现行关系与秩序，那就是要推动新关系、新秩序、新发展，当然，不是中国一家，需要联合大多数，不是用革命的方式去推翻旧的，而是让新的渐渐成长。
中国提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就是新作为。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报告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翻译与过去不同，新的翻译最确切的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其中"shared future”比原来翻译的“destiny”好。“共享的未来”，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和定位。它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制度建设，而是一种基于理念的新秩序，体现着一种发展的方向。这个“未来”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和平、合作、发展，尽少的战争、对抗和冲突，以及更好的发展，共享就是要推进世界的均衡发展，让大家都分享成果。
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可能是人类社会一个新的具有历史性的长进程转变。西方工业化以来，尽管在物质财富、国家关系、国体构建等方面人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就国际关系而言，世界经历了殖民时代、帝国主义扩张阶段和霸权争夺阶段，基本的特征是对抗性关系。这种对抗关系是零和博弈，非包容性。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专家断言，世界会走向一个西方一统天下的世界，而事实证明，这种断言是错误的，西方体制无法包容这么复杂多样的世界。从发展角度看，工业化创造了一套模式，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国家基于开放的世界市场加入了追赶进程，加入这种追赶的多数国家模仿和借鉴西方工业化模式，形成了雷同的群体追赶。其结果，我们越来越能看到，这种追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环境、资源、财富等方面积重难返，在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地球承载的极限，比如出现了气候危机、资源危机等等，再继续下去，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另谋出路。这就使得新发展方式的呼声越来越多。全世界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中国提出了发展新理念。
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是一个新的历史定位，一是中国本身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继续集中力量搞建设，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期，让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二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要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居于世界舞台中心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成功，二是中国的行为方式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并可以从中获益。那么，“中国方案”也应该包含了这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从现在到2050年这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取得发展的成功；第二个层面是中国的行为方式被其他国家所接受。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去替代其他的方案，而是引领新的进程。世界上各国不可能实行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制度模式。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的成功发展可以为那些不愿意走西方道路、愿意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模式，也就是说，别的国家如果觉得好，就学习，整体学习不易，那就学习一部分。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其中第三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意味着，中国寻求的并不是通过破旧立新的方式进行激进式革命，而是追求一种以维护秩序稳定为前提的渐进式的调整变革，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研究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不能孤立的看待问题，而是需要放在世界变化的大局观和大框架下加以审视，了解世界变化的大趋势，大方向。
新时代中国的外交会有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外交主要是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务服务，推动构建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新时期的外交有以下两个任务，一是继续来为我们的两步走战略开拓有利环境，二是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推动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调整。两个任务并行不轨，第一个任务需要继续坚持，因为未来的发展环境还需要进行构建和开拓，第二个任务是新贡献，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基于一种共生精神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其目的就是要构建更加合理的新发展、新关系和新秩序，引导人类向一种新的文明去发展，希望最终构建一个共处、共生、共享、共赢的新秩序，这既是理想，也是目标。
周边地区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随着内外因素和环境的变化，以周边区域为依托的中国区域观逐渐回归。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地区的秩序经历了重建阶段，现在进入重构阶段。什么叫重建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恢复和重建与周边国家的正常对外关系。从时间段上说，重建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也就是全部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丹是个特殊例外），边界也基本划定。重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应对了各种挑战。比如，划定边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但历史上中国没有清晰地边界划定，许多边界争端都是由于中国衰落以后旧秩序遗留下来的，加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又多了海洋争端。
重构主要是涉及国家间关系和周边地区的秩序建设，比重建更复杂，更艰难，其任务、特点、目标、方式也都不一样。重构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还需要认真去研究，而且应是以新理念来构建，不是以过去的旧理念来指导。重构阶段始于2000年之后，重构领域先是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在安全层面很多并未真正触及。经济关系和结构重建的最突出体现是中国成为周边各国的最大或者最重要的市场，这个速度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自然变化”，是和平的，也是互利的。当前，中国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重构地区发展关系。在安全方面，虽然中国也提出不少新理念，例如提出新安全观，亚信会议上提出来的亚洲安全制度构造，但效果远不如经济领域，因为安全领域更为复杂。重构也不是中国一家单干，那样人家会不理解，也不支持，要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来做。
新时代的大布局、大视野、大思想要有超越，要超越现行的思维和理论定式，创建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方案包含着鲜明的东方思想特点。当然，中国的方案并不是要替代其他的倡议，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别的国家也提出很多倡议，为此，需要寻找各种不同倡议的对接点。竞争性合作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突出特征。新时代，面临新形势，也面临新问题，新的思想、新的作为是在发展中形成的和体现的。
本文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第七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
发言人：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文字整理：肖阳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