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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源华】特朗普时代东北亚安全格局的不变与变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27日  点击率:1109

笔者曾多次发文讨论东亚(包括东北亚)安全格局问题。[1]主要观点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东亚安全格局实现了重组,表现出双重性特点,基本达成战略平衡: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霸权守成构成了东亚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中美矛盾在一个短时期内难以得到解决,中国实力虽然保持上升的趋势,但美国仍然处于体系性优势地位,美强中弱的大格局在中短期内不会明显改变,东亚区域的所有重大政治安全问题无不受此基本矛盾的制约,东亚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均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美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底线,中国主导的多边安全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实现了“兼容共存”,导致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不体现对抗性特点。[2]

 

2016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为了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加大了对中国事务和东北亚安全的干预力度,综合运用同盟体系、军事霸权、经济遏制、代理人挑衅以及价值观围攻等手段,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至登峰造极的地步,东北亚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紧张局势,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扩大,中美“兼容共存”的政治空间大大压缩,使东北亚安全格局有所失衡,但东北亚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3]

 

经过特朗普执政一年的折腾,东北亚安全形势出现新的变局,2018年的东北亚安全局势继续面临种种挑战。

 

1、特朗普执政与东北亚安全新走向

特朗普上任,将其强烈的民粹主义取向与“美国优先”理念带入美国的内政外交之中,他张扬率性、口无遮拦的个性和“逢奥巴马必反”的执政风格,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大的对外关系变局。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奥巴马执政代表性成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又针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声音,强硬表示美国将捍卫其商业利益,不会签署束缚手脚的多边贸易协议,向亚太一系列国家发出重新谈判、纠正“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叫喊,引起亚太国家的恐慌和担忧,对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治理体制构成直接挑战,也对冷战结束后加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造成严重干扰,自然也对东北亚安全格局带来不可忽略的影响。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依然是威胁东北亚安全的主要矛盾,东北亚出现“冷战化危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东北亚中美“兼容共存”的基本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美关系虽然存在恶化的危险和可能,但在中国积极主动及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2017年4月中国领导人与特朗普的美国海湖会谈和11月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双边关系出现“高开”局面。但中美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存在,特朗普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零和”思维与历届美国总统无异,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东北亚成为中美较量的前沿阵地和主要地区。

 

特朗普一年执政的经历告诉我们,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双重特性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不变中有所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中国应淡定、沉着、冷静地判断美国是阻碍中国崛起和破坏东北亚安全平衡的主要国家,不对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需要文武并举,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迫使其从“冷战化危险”中走出,双方都要重视和尊重各自在东北亚的重大战略关切和核心利益,控制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扩张,扩大“兼容共存”和合作共赢的空间。维持东北亚安全的平衡格局,终将有利于两个大国的长远利益。[4]

 

2017年12月19日,特朗普总统发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俄并称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指责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对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在中国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关系造成极大冲击。[5]2018年,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均将大于往年,东北亚安全形势是受特朗普执政影响的重灾区,朝核问题、萨德问题、钓鱼岛问题,都受制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呈现出不变与变的双重变化。

 

2、朝核危机出现新转机

2017年是朝鲜加快核开发和导弹试射的重要年份,朝鲜抢时间,抢速度,使其核导水平进一步提升,迈向“拥核国家”。5月、7月,朝鲜先后宣布成功试射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8月,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发射中程导弹,首次穿越日本上空。9月,朝鲜断然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声称可以打击美国本土,一再突破美国设置的底线,美朝矛盾空前激化,几近战争爆发的临界线,世界将面对一个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朝鲜。朝鲜半岛成为亚太安全形势最为紧张的地区。张沱生总结了朝鲜半岛危机存在的五个特点:第一,朝鲜决心拥核,拒绝一切对话;第二,朝鲜顶住国际社会严厉制裁,积极推进朝核计划;第三,朝核危机接临界点,朝鲜存在跨过核门槛的可能,初步具备攻击美国本土能力;第四,美国大大增加了对朝压力,朝鲜半岛问题成为东北亚首要问题,超过了南海、东海问题;第五,朝核危机失控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高。[6]

 

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有着共识和共同利益,可以实现合作。但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目标是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美国则从其全球战略出发,需要朝鲜半岛局势的适度紧张,不会让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同步实现。如果朝鲜半岛问题彻底解决了,美国也就没有可能和必要在半岛存身了,美国驻日基地也将发生动摇,其构筑的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将瓦解,战略防线将后退至关岛,这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决不允许的。[7]特朗普的对朝政策尽管宣布终止奥巴马的“战略忍耐”政策,但基本路数依然与奥巴马一脉相承,仍是实施军演威胁、经济制裁,以各种手段促成朝鲜政权垮台的老套路,并进而推行“终极施压”新战略。美国拒不接受中国提议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行”主张,继续以高强度军演相威逼,以更严厉的经济制裁相施压,甚至以战争相威胁,并要求中国强化对朝经济制裁,甚至扬言制裁相关中国企业,威胁将朝核问题与中美贸易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问题挂钩,向中国施压。特朗普宣布已考虑好对朝的“所有可能选项”,包括运用武力,并将朝鲜半岛的美韩军演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同时出现在半岛周围,对朝鲜施加军事威慑。美朝间的口水仗达到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美国威胁朝鲜将遭遇世界从未见识过的火与怒”,“美国军队已经装弹上膛,准备开火”,[8]朝鲜则回击将考虑发射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打击,两国甚至互起绰号,隔空对骂,进行人身攻击。

 

朝核新危机不仅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空前紧张,而且打破了东北亚既有的战略平衡,朝核威胁从理论走向实践,面对朝鲜核威胁力量升级,美日韩对自身安全的焦虑感快速上升,美国对韩日“核保护”的有效性受到质疑,韩日舆论叫嚣发展核武器的声音增强,东北亚发生核军备和核战争的可能性上升。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出现碎片化的危险,不仅美朝关系、韩朝关系、日朝关系恶化,而且美中分歧扩大。而“萨德入韩”问题更导致中美、俄美、中韩、俄韩关系争执增大,各对双边关系急骤下行。东北亚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以2018年朝元旦社论发表为标志,Kim Jong-un抛出南北“和解”橄榄枝,韩朝双方的合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以“冬奥外交”为契机,Kim Jong-un重返金日成时代倡导的“安全得保障,即无须拥核”的主张,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变化。随即,“双暂停”实际得到实行,美韩同意冬奥期间暂停军演,朝鲜实际暂停核导爆射。于是,出现了朝鲜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的互访。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韩朝和平外交进展神速。朝鲜派出22名运动员参加5个大项比赛,朝韩联合组成女子冰球联队参赛,韩朝运动员共同高举朝鲜半岛旗入场,受到全世界关注。[9]朝鲜的美女啦啦队高调再来韩国,朝鲜庆冬奥艺术团、跆拳道表演团在韩国成功演出,广受韩国民众欢迎,韩国政府出巨款为朝鲜参赛“买单”。[10]平昌冬奥会以“和平奥运”载入史册。

 

继而,Kim Jong-un和文在寅相约在板门店实现韩朝元首历史性的第三次会晤。更进一步,Kim Jong-un发出与特朗普会面的邀约,特朗普积极回应,并称美朝将进行人类史上的“伟大利益交换”,朝鲜半岛出现缓和的趋势。随后,出现Kim Jong-un访华,中国领导人与Kim Jong-un实现历史性会面,对朝鲜半岛局势将发生巨大的正能量影响,破解了美国企图将美朝对抗转化为中朝矛盾的阴谋,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推动了即将进行的韩朝元首会面、美朝元首会面朝着积极方面发展。4月27日,韩朝元首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三次峰会,签署了《板门店宣言》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三款十三条),半岛不仅出现“和平曙光”,构画了“半岛未来极为得当的蓝图设计”和“新经济蓝图”,而且有望开创半岛和解新局面,超越“维持和平”,走向“创造和平”,“唤醒休眠的所有协议”,开启“朝鲜半岛和平的新起点”。[11]接下来,全世界正期待美朝元首会晤,到底何种结果,人们拭目以待。

 

必须看到,要完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美朝、韩朝间积怨甚深,各有战略意图,尚未正式交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不会一帆风顺,国人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于乐观并不可取。朝鲜同意停止核导发射,不等于废除全部核导,美国能否接受尚不确定;朝鲜主张全面转入经济建设轨道,不等于实行改革开放,朝鲜融入国际社会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韩朝的和解协议能否真正化为行动,避免前两次协定全部化为乌有的后果,需要双方付出艰苦努力。从战略上说,美国不希望尽早解决朝核问题,保持朝鲜半岛适度紧张的理由并没有消除;美国能否改变每次韩朝缓和或达成协议即行捣乱,从而葬送韩朝和谈结果的做法,尚有待观察;美国是否已经真正放弃期盼垮台的战略意图,也难以判定。

 

不管韩朝、美朝和解如何进展,中国都应坚信并积极推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中国方案”[12]和“九一九联合声明”精神,呼吁各方在“中国方案”的轨道上前行,防止背离“中国方案”而使半岛缓和局势再次夭折,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使中国推导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积极发展的轨道。

 

3、“萨德入韩”有望趋向缓和

奥巴马“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战略性举措之一,是不顾中俄的一再抗议,不惜使用种种阴谋手段,与韩国保守派和军方联手,造成“萨德入韩”的事实,迫使韩国政府承认既成事态,实现其重要战略目标。特朗普执政后,延续了奥巴马的政策,强制推行“萨德入韩”,给中韩关系、俄韩关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和东北亚安全格局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韩建交20余年来,中韩合作创造了处理友邻关系的“韩国模式”,其核心是韩国妥善而智慧处理对美、对华关系,既发展和巩固紧密的美韩同盟关系,又发展成熟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霸权大国美国和快速崛起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之间成功执行平衡政策。2015年,“韩国模式”的推行出现许多亮点,如韩国不顾美国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加入“亚投行”;时任总统朴槿惠参加中国“九三”大阅兵,受到中国超高规格接待;中韩签署FTA协定,并在年内生效等。韩国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促进了东北亚的安全和合作局面。[13]然而,这些却不被美国承认,分化、挑拨、撕裂中国与韩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友好关系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萨德系统是美国全球反导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在欧洲的反导计划向东欧推进,步步逼近俄罗斯,成为当今美俄关系恶化的基本原因之一。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则是为了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和俄罗斯。从全球战略层面讲,“萨德入韩”将大大削弱中俄两国导弹的战略威慑力,压缩中俄两国的战略空间;从东北亚地区层面看,“萨德入韩”将撕裂中韩友好关系,打破东北亚地区战略平衡;从朝鲜半岛层面看,“萨德入韩”将激化韩朝矛盾和冲突,引发新的战争冲突和地缘动荡,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恶化周边环境。

 

显然,“萨德入韩”是美国蓄谋已久的战略性举措,主要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2014年8月,美国计划“萨德入韩”的消息一披露,即遭中俄强烈反对,韩国考虑自身利益也曾表示“不讨论”的立场。然而,朝鲜进行第四次核爆后,美国强势推行“亚太再平衡”,逼迫韩国正式商讨“萨德入韩”问题。2016年7月8日,美韩选择在南海仲裁案发布前夕的特定时刻,正式宣布“萨德入韩”,并定于2017年底之前部署完成。给紧张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火上浇油,朝鲜第五次核试爆随之而起,半岛地区紧张局势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东北亚和平与稳定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14]根据军事专家分析,“萨德入韩”并不能解除朝鲜对韩国的威胁,反而存在激怒朝鲜引发战争的危险。美国的战略意图则是借口防朝,实际对准中俄,韩国由此而被绑上美国的战车。韩国明知中俄对此举不会坐视不管,韩国将承担严重后果,但仍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屈从其战略需求,不惜破坏东北亚战略平衡,伤害其自身安全和国家主权。韩国从对美对华的平衡外交一度转向倒向美国的失衡外交,是一个历史的倒退。[15]

 

美韩决定公布后,首先给朝鲜发动第五次核爆试验制造了极好借口,也在韩国内部引起极大分歧和争端,韩国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倒朴”风潮,应与此事件有一定的关系。同时,经过20余年逐步发展成熟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此而受到激烈冲击,瞬间降温,赴韩旅游潮降至冰点,风行二十年的韩流也被民众抛弃,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可悲局面。

 

“萨德入韩”已成为影响东北亚国际关系和安全平衡的重大问题。“萨德入韩”严重危害中俄战略安全利益,两国联手应对,但在应对方法上有所区别。俄罗斯对于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国家部署反导系统的行径,有着长久而深刻的体验和认知。苏联解体后,继起的俄罗斯一度曾倒向西方,希望与之建立良好关系,但遭遇美国与欧盟的不断阻挠和遏制,其重要手段就是在邻近俄罗斯的东欧邻国部署反导系统,而且步步进逼,最终逼近乌克兰,威胁俄罗斯核心地区,激起俄罗斯绝地反击,断然合并克里米亚,策动乌克兰事件。美国联合欧洲盟国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迄今未停,美俄关系空前紧张。俄罗斯从自己的切肤之痛中深刻认识美国的邪恶用心,美国在远东部署反导系统是其蓄谋已久的战略举措,朝鲜核问题只是其借口。普京曾入木三分地指出:“即使朝鲜明天宣布将停止所有核试验和导弹计划,美国也会以其他某种借口来继续建议导弹防御系统,或是根本无须任何借口。”[16]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反导系统设置已经基本实现合围,而对于中国的反导系统设置,“萨德入韩”仅是开始。俄罗斯的切肤体验和尖锐观察应成为中国观察“萨德入韩”问题的重要借鉴。中国决心将美韩实施“萨德入韩”视为美国军事威胁和遏制中国的重要环节而予以坚决而不妥协的反对和实力制止。[17]

 

俄罗斯对于美国“萨德入韩”的应对有其不同于中国的特点。俄罗斯与韩国的经济关系并不密切,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优势,对韩国经济制裁不具备条件,反会有损于自身利益。俄罗斯对于韩国只是苦口婆心的劝告,普京在接见韩国新总统特使宋永吉时明确表示:萨德无法防御朝鲜远程火炮,军事效用有限,单凭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劝告韩国停止萨德部署,不要做损人又不利已的事情。[18]俄罗斯的强硬应对主要表现在军事政治的战略性主动出击。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的国后岛和捉择岛部署岸基导弹系统“舞会”和“棱堡”,并称“不排除”此举“是对美国在亚洲部署反导系统的一种回应”。并表示将在南千岛群岛部署一个师的兵力,研究以该群岛为基地组建太平洋舰队。俄罗斯的应对强硬有力,可谓“一石数鸟”。其一是对美韩“萨德入韩”的严厉警告。南千岛群岛处在韩国和阿拉斯加之间,可成为应对美国、牵制日本、影响韩国的重要战略地缘基地。其二是分化美日同盟,使日本成为“萨德入韩”的直接受害者。俄罗斯抢先使该地成为俄罗斯应对美国反导系统的军事基地,使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战略意图遥遥无期,不能不引起美日分歧和冲突。其三是有利于俄罗斯处理对朝关系,俄罗斯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赞同联合国对朝经济制裁决议,与朝鲜立场不同,但在反对“萨德入韩”问题上,与朝鲜利益一致,此举可使其与朝鲜反萨德举措遥相呼应,避免在俄罗斯参与对朝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朝俄关系的不稳定。其四,利用“萨德入韩”给予的机遇,强化俄罗斯在远东的军事存在,为其东方政策服务,奠定其远东政治军事战略的基础。普京强硬对抗美国”萨德入韩“的举措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9]

 

“萨德入韩”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和东北、华北地区建设的核心利益,以政治军事应对措施为主,强力抵制萨德入韩可能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危害,积极发展足以威胁和抵消萨德危害中国的军事应对能力,呼应俄罗斯在千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中俄联手,形成需要时足以在瞬间毁灭萨德体系的应对能力,并运用政治施压、军事威慑、经济制裁等综合措施,在涉及美韩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下手,迫使美国不得不与中俄实现利益交换,放弃“萨德入韩”的错误决定,特别是对韩国形成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20]

 

韩国政府换届后,文在寅政府对美、对华、对日、对朝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给中国制止美韩“萨德入韩”创造了机会。文在寅新政府的动向值得关注:一、明确坚定地宣布反对用战争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二、低调应对朝核导发射,不将矛盾扩大,主张先制裁,后协商,对话解决问题;三、不损害国际制裁大局,灵活推动韩朝民间交流;四、若朝不再进行核导挑衅,愿无条件进行首脑会谈;五、若朝“核冻结”,可暂停美韩军演,建立互信;六、呼吁朝韩铁路连接,额外补偿开城工业园区韩资企业,准备朝韩大规模经济合作。[21]其基本思路继承了金大中、卢武铉的“进步派”政治路线,而区别于李明博、朴槿惠的“保守派”政治路线。文在寅在反对以战争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以及韩朝对话等方面与中国有较多的共识。

 

随着韩国国内反对“萨德入韩”浪潮的高涨,美韩分歧和矛盾的发展,中韩经济发展和共同应对朝核问题的需求上升,加上韩国新总统实施对华新方针,韩国新政府终于提出“三不一限”方针,表明韩国不加入美国反导系统,美日韩安全合作不会成三方军事同盟,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对现有萨德系统的使用进行限制,再次表现出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的趋势。中韩在“萨德入韩”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既是中国坚持斗争的产物,也应该是中美交涉和美韩交涉达成的妥协。可以肯定,没有美国的同意,韩国不可能单独对华作出如此表态。在此前提下,文在寅总统成功访问中国,中韩关系开始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韩国有望回归对美对华平衡的轨道,这符合中韩两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东北亚安全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眼下,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和缓,失去了萨德在韩继续存在的理由,中朝关系的密切也为中俄朝联手反对“萨德入韩”创造了条件。

 

但“萨德入韩”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萨德防御体系仍未从韩国撤走;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导系统的战略意图依然存在,其利用各种机会分化、撕裂中国与韩国关系的战略意图也继续存在,朝鲜半岛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如果再起大的风浪和冲突,美国很可能会继续强化“萨德入韩”,导致中韩关系、俄韩关系、中俄美关系再现狂风巨澜。东北亚安全格局的维护还有待于中、美、俄、韩的共同努力,“走回头路”将不利于东北亚各方的利益,但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

 

4、中日安全冲突将呈下降趋势

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日本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就边海冲突而言,日本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争执,与韩国的“独岛(竹岛)”争执,与中国的“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执,都进入激烈交锋期,冲突频起,尤其是中日领土领海争执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和东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日本内政有“修宪”以及自卫队军队化等诸多问题,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和警惕。日本外交一直有美国介入,强化和扩大美日同盟功能,使日本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马前炮和冲锋队,更使日本在东北亚安全格局建设中成为一个负面的国家。中日关系也由此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引起日本对于中国认知的变化,日本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鼓吹者,中日领土领海分歧也上升为战略性竞争问题。同年,中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撞船事件,引发严重外交危机,两国不仅在政府层面,而且在舆论层面尖锐对立。2012年,因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两个岛屿,中日发生激烈对抗,双边关系恶化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国内都有人把对方视为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和军事上的假想敌。近两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对立从钓鱼岛、东海划界延伸到了与日本无直接关系的南海争端,日本与美国联合干预中国南海的挑衅性举措进一步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

 

特朗普执政后,尽管日本急于拉近与美国的关系,试图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甚至不惜献媚讨好于美国,但美日关系也同样显现出不变与变的双重特征,不变的是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制衡中国,仍然是美日亚洲政策的基本特征,有所变化的是美国退出“TPP”,高调鼓吹“美国第一”损害日本国家利益,日本的精英阶层感到美国越来越不靠谱,全力依傍美国的风险日益增大,导致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细谷雄一发文主张:“日本就在‘后退中’的‘海洋国家联合’(英、美等)和新兴的‘大陆国家联合’(中俄印)之间发挥调和作用。”[22]改弦更张对华关系,成为日本外交的新动向,中日安全冲突呈现下降趋势。

 

2017年中日关系呈现改善的势头,双方都展现出改善关系的意愿,互动有所增加。张沱生分析中日关系走向平静,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东海比较平静;第二,历史问题比较平静;第三,台湾问题没有成为新摩擦点;第四,经贸关系持续改善;第五,双方保持了较好的对话,气氛向好。[23]2017年5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消极对抗态度的日本安倍政府派遣自民党重量级政治家二阶俊博干事长访问北京,参加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明确表示日本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4]随后,日本安倍首相出人意料地亲率政府要员出席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活动。接着,盛况空前的日本经济大型访华团来中国谈合作。两国政府在上海召开“高级别海洋事务磋商”,就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基本达成共识,该机制规定日本自卫队和中国军队接近时的联络方式等。[25]为了避免双方冲突升级,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市长表示,暂不向市议会例行会议提交原定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地址中加入“尖阁”两字的议案(现地名为“登野城”).[26]6月和11月,中国领导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分别在德国汉堡G20峰会和越南岘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气氛良好。两国党政要员各种形式的交流增多,民间交往扩大,两国相互好感度有所回升。按照安倍的设想,2018年将恢复中断的中日韩政府首脑会谈,会议拟在轮值国日本举行,推动中日关系的根本好转。[27]

 

然而,从深层次观察,中日争端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深层矛盾亦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两国之间在印太和东北亚的战略角力仍在向纵深发展。钓鱼岛争端问题仍然是中日争执的焦点和难点,未来还需要双方通过实际行动妥善管控。

 

第一,中日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取向截然不同,安全保障立场不同,应对朝鲜核开发问题差异明显。“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以经济为主与中国进行合作,日本可以选择的道路有限”,日本要“真实看待仍在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很难”,“如果不能培养从战略层面进行分析的冷静眼光,就不能瞻望未来”,也就不能“再次构筑无愧于互惠名称的伙伴关系”。[28]

 

第二,日本并未从根本上抛弃“中国威胁论”,日本仍然将中国认知为对日本生存和发展的“威胁”。2017年8月,日本政府发表的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涉华部分篇幅长达34页,强烈指责、肆意歪曲中国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称中国海军活动呈“扩大化倾向”,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安全环境造成影响,“令人强烈担忧”。

 

第三,中日钓鱼岛争端对峙仍未缓解。2017年2月,安倍访美,与特朗普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8月,美日外长防长“2+2”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再次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宣称日美反对任何意图损害日本对该列岛施政权的任何单方行动。将美日军事同盟引入中日领土和领海争端,仍然是日本对付中日边海争端的既定国策。针对日方动作,中方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2017年,共计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28次。[29]

 

第四,日本的军事安全政策继续以中国为假想敌。日本以中国军力发展为参照,优先发展海上及空中作战力量,重视部队的快速部署能力,促进陆上作战力量快反化、两栖化。以反对朝鲜核导开发为由,意在防备中国。日本自卫队战机与美国空中核打击力量在日本海上空进行联合演练。美国可携带核武器的B-52轰炸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第6航空团F-15战机在日本海上空会合,组队飞行,实施训练。[30]2017年12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部署在秋田县和山口县,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反导系统,锋芒所向,不言自明。自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年度防卫预算实现六连增,创造历史最高记录。

 

第五,日本积极倡导、推动“印太战略”,以“反制与对冲”“一带一路”。2016年8月,安倍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先后向印度、英国、澳大利亚、印尼、越南等多个国家领导人推销,试图共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2017年9月,安倍访问印度,双方同意强化防务对话,将海军马拉巴尔军演扩大到维和行动、反恐等领域,并计划在2018年进行陆军联合军演。日本是谋划、倡导、推行美日印澳“印太”四国同盟,制衡中国的主要国家。“所谓‘印太战略’是企图在更大的海空域、并利用原来一直存在的‘菱形’——美日印澳联盟,‘弧形’延伸至中亚乃至欧洲的‘自由繁荣之弧’的多重网络,把中国套牢与封死。”[31]同时,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主导建立没有美国参加的“CPTPP”,形成了一个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构,与“印太战略”相配套,企图主导包括未来东北亚在内的印太地区,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东北亚的又一乱源。

 

中日两国虽然都展示出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并已有所表现,但两国的固有问题、难题以及变数仍然严重存在,走出困境的难度依然很大。两国恢复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既是东北亚安全形成良好格局的紧迫需要,也将有利于中日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需要两国政府和国人付出艰苦的努力。杨伯江撰文强调四点:第一,需要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及走势作出综合、准确评估,既正确认识关系改善的历史性机遇,又不能对之估计过高,须将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地落实到具体政策和行动当中;第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决定了实现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需要量身打造,其中扩大务实合作是关键环节;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了绝好的新舞台、试验场,两国在产业升级、环境保护、第三方市场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第四,为克服互信缺失,实现有效沟通,中日往来需要从“国交”向“社交”深化拓展,中日关系归根结底“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32]

 

5、应对东北亚安全变局五策

黄平撰文指出:“我们又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门口,把狄更斯的老话换个顺序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愚昧的年头,也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怀疑的时期,也是信仰的时期;这是黑暗的季节,也是光明的季节;这是失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33]对于2018年的东北亚安全形势走向,这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特朗普时代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双重性并没有改变,但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特朗普入主白宫,其“另类”的美国总统身份和“出格”的施政举措,给东北亚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中亦有美国追求继续独霸世界、主导东北亚的“确定性”。中共十九大所清晰擘画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路线图和两步走的战略大政,将是中国应对东北亚变局的指导方针,中国的总体目标应是做大做强中国自身国力,遵循“合作共赢”基本思路,推动东北亚安全由“不确定性”逐步走向“确定性”,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首先,“做大做强”中国自身是建设东北亚安全格局的根本措施。从目前至2035年,中国处于稳步走向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双重性是由中美不对等的实力地位形成的。美国实力虽有所衰退,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仍然主导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中国处于从第二大经济体稳步迈向第一经济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将强未强,中国的发展仍将主要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范围之内进行。“做大做强”中国自身,包括提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历史性任务。东北亚是中国主要发挥影响力的地区,中国不能企图一下子解决东北亚所有的争端问题,更不能给世人造成中国在东北亚急于要取代美国的印象。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时间和机会优势都在中国一边。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争端问题,目前宜择机进取,不宜急于求成,有些问题留待中国更强大时和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取得重要进展时,再以合理方式解决,效果可能会更好。[34]

 

其次,推行大国协调合作是稳定东北亚安全大局的战略重点。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这不仅是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指导方针,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深化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所在。[35]中国超规格热情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积极推进了两国经贸合作,达成2500亿美元以上的经贸大单,是双方互利共赢的成功之举,使两国关系协调合作有所推进。然而,亮丽的商业订单并没有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两国在朝核问题、“萨德入韩”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美国要挤压、阻挠、制衡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没有变化。中国能否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与美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中美关系框架,避免“新冷战危险”重降东北亚地区。[36]中国需要有正确的顶层设计和更多的应对方案。应淡定、沉着、冷静判断美国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主要国家,中美是实现东北亚和平稳定大格局的关键国家。双方都要重视和尊重各自的重大战略关切,控制和避免双方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扩张和破裂,扩大双方“兼容共存”和合作共赢的空间。实现东北亚安全的平衡格局,有利于两个大国的长远利益。[37]

 

第三,深化与“中间国家”密切关系是实现东北亚和平稳定大局的基本内容。笔者曾撰文提出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了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这些国家的自身国家利益决定其基本立场将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一般不会或不会永远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与冷战时代有重要区别。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美国历届政府都在东北亚推行分化、挑拨、撕裂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政策,[38]如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分裂中日关系,利用“萨德入韩”将处于发展高峰期的中韩关系颠覆谷底,利用朝核问题,力图使美朝冲突与对抗转化为中朝分歧甚至对抗等。为此,中国有必要从战略层面关注和研讨如何深化与东北亚“中间国家”密切关系问题。中国应破除和瓦解美国对于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分化和分裂政策,按照亲诚惠容理念,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深化与所有东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使他们更多地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安全上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所在。中国应理解、接受和正确对待“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划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已经过时。中国应以包容的态度争取与东北亚的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对于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争取它们在中美间中立平衡,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39]

 

第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路径。十九大以后,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中国实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大战略和向东北亚地区混合投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最佳模式。目前,国家层面设计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的五个发展方向和六条经济走廊共同构建“一带一路”建设大框架,并没有包括东北亚地区。[40]东北亚地区是“一带”与“一路”的连接处和结合部,无论对于亚洲地缘政治安全,还是对于中国周边经济安全合作,都极为重要,是“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回避的地区。为此,笔者不断倡议建设“中朝韩日俄经济走廊”或“东北亚经济走廊”,实现中国周边合作全覆盖。尤其强调中日韩区域合作,推动韩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以中韩合作,推动中日、韩日以及中日韩合作,共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41]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相继在东北亚国家举行,将为加强三国交流、扩大合作提供契机。同时,主张积极引导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提出“双暂停”、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同时并举”倡议,推动美朝韩重返“六方会谈”或其他形式的对话,恢复磋商东北亚安全,不让朝核问题成为干扰东北亚安全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42]

 

第五,建设“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东北亚安全稳定的终极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是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积极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安全建设的基本目标。东北亚地区是一个事故频发、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地区,被称为东方的“火药桶”:美朝矛盾短期难以弥合,成为牵引东北亚安全形势走向的主要驱动力和地区战乱的爆发点;美俄中日环绕朝鲜半岛问题,呈现错综复杂的竞争关系;中美战略构架呈现常态性摩擦,直接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走向;中日韩三组矛盾交互对冲,涉及东北亚安全结构的稳定;中美俄关系构成东北亚又一战略框架,亦对东北亚安全发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朝鲜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是东北亚安全构架急须解决的重大课题。面对如此复杂的东北亚局面,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合作共赢”“亚洲安全观”等,是中国应对的最佳方案,并已逐步成为东北亚区域内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已经搭建了越来越多与东北亚国家分享发展机会的平台,拓展了合作共赢的空间,并成为决定东北亚安全格局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经过中国与东北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冷战灾难在东北亚重现的可能将可以避免,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主要特征的“亚洲安全观”将得到全面的推行,从而在东北亚地区实现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43](注释略)


本文作者:石源华,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导,现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分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及中韩关系史、朝鲜半岛问题及东北亚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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